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真实的克里希那穆提教诲的来源

克里希那穆提对教诲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极为重视。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便开始亲自校对、修订和编辑自己演讲的打印稿，因为他不想由“速记员的准确与否”来决定文稿的准确性（ International Star Bulletin，1928年）。他深知，笔录过程中进行的解读，或者，因同一演讲存在不同记录版本而进行的解读，都会导致误解，致使问题复杂化。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笔录流程逐渐严格起来：由两到三名速记员同时记录演讲，并借助版本比对来形成尽可能准确的记录。

在20世纪30至60年代，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由明星出版信托基金（SPT）负责出版，该机构曾采取措施阻止非官方文本的传播。这些非官方文本源于听众在演讲中自行记录笔记并印刷的行为。所有演讲的官方笔录稿均经克里希那穆提本人审阅，他投入大量时间修订，并认为这一过程完全必要。

随着演讲场次增多，克里希那穆提难以独自完成修订。其传记作者玛丽·勒琴斯回忆道：“当任务过于繁重时，克里希那穆提会委托他人完成，前提是他们既具有他认可的那种英语水准，同时又能使他的真实声音与原意得以保留。”

克里希那穆提委托的一个人便是深度参与了明星出版信托基金工作的D.拉贾戈帕尔。他于1948年指出：“某些朋友善意地传阅各类笔记，这在未来可能导致人们对克里希那吉（克里希那穆提）真正讲过的原话和原意产生怀疑。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发生这种混淆，并确保人们能读到准确无误的克里希那吉的原话。”

克里希那穆提非常清楚口语与书面文字的不同。次年他谈到：“阅读（这些演讲的）印刷文字与聆听演讲是两回事：印刷内容必然要经过编辑，而编辑这些演讲时，绝不可歪曲原意。”应其要求参与编辑工作的玛丽·勒琴斯后来写道：“即兴的口头讲话的逐字记录稿，那些著名出版社是不会同意出版的。”编辑人员是在克里希那穆提参与下仔细遴选出来的，他们可以保证忠实传达他的原意，又能“体现他本人在英语语言上的最高标准”（玛丽·勒琴斯，1989年）。

20世纪60年代末，在克里希那穆提脱离明星出版信托基金后，各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相继成立，并延续了一丝不苟的笔录与编辑传统，录制了越来越多的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讨论和对话。随着技术进步（从盘式磁带、盒式磁带、光盘到在线流媒体），对教诲感兴趣的人得以更便利地收听、观看未经剪辑的演讲录音、录像。

克里希那穆提信托基金会（KFT）为尽可能确保录音转写稿的准确性，建立了一套多级审核体系：至少有打字员、校对员和终审员三人参与，均遵循同一套严格准则，以确保准确性和一致性。这些笔录档案构成了今天出版的经过精心编辑的资料的基础。

这些孜孜不倦的笔录、审核与编辑工作至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现在人们不再以纸质形式传播非官方笔记和笔录稿了，但任何人都可轻易将某些话归在克里希那穆提名下，按个人意愿编辑并发布在网上。此外，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意味着，几秒之内即可生成一份“克里希那穆提式”文本，甚至可以与模拟克里希那穆提的人工智能进行对话。人工智能可能成为随意曲解克里希那穆提原话与原意的“权威”，这一风险已然显现。克里希那穆提明确表示，其教诲无需诠释者。他指的虽是人类，但同样适用于业已存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不久将会出现的声貌无异于克里希那穆提本人的“视频化身”。

综上所述，克里希那穆提明确敦促人们要注意避免曲解教诲，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相关人员为确保准确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人工智能则是一项挑战，因此，基金会（及严格筛选的合作出版社）仍然是获取真实的克里希那穆提教诲的唯一有保障的来源。它们秉持的是长期以来由克里希那穆提本人开创的严谨编辑与制作准确资料的传统。本声明并不是在宣示权威，而是旨在指出，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确保这些永恒著作的质量，才能确保它们是准确的、没有被人诠释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