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卡查尔谈克里希那穆提和瑜伽

克里希那穆提和瑜伽

在二十世纪60年代，教授瑜伽算不得什么正经职业。瑜伽开始为大众所接受，正好发生在我开始教授克里希那穆提练习瑜伽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克里希那吉，是在叔叔B·K·S·艾杨格(B.K.S.Iyengar，著名瑜伽教师)从瑞士寄给我父亲的信中。对我叔叔而言，克里希那吉在萨能参加他的瑜伽体位展示课是件大事。我父亲给我看了那封信，但它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最终，机缘还是把我和克里希那吉带到了一起。我们后来年年见面，一起出行，分享思想，谈论共同的朋友，尽管这或可能是因为我与父亲——著名瑜伽大师和哲学家T·克里希那马查亚（T.Krishnamachaya）之间有着传统的师生关系。

1965年12月，克里希那穆提的秘书阿兰·那德来到我们在马德拉斯城格帕劳拉姆(Gopalauram)的小公寓拜访我父亲，捎来克里希那吉的口信,邀请我父亲去他的居住地访问，进行瑜伽体式和呼吸调理的演示。我父亲马上同意了。到约定的日子，阿兰·那德来接我父亲前往瓦桑塔维哈(VasantaVihar)，我父亲叫上我和弟弟西里巴哈希亚姆同行。我们到的时候，克里希那吉走出来，双手合十，感谢我父亲的光临。

克里希那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和蔼的老人，穿着飘逸的长袍，腰背笔直。他握住我父亲的手，领我们进入房间，然后就表示想看我们练瑜伽。弟弟和我开始演示瑜伽体式，父亲做解说。观察了30分钟后，克里希那吉兴高采烈地对父亲说：“先生，我想跟你学体式，但希望这样不会叨扰。你能派儿子来吗？”我把他的请求翻译给父亲，父亲答应他会尽快作安排。

于是，1965年12月的这次拜访，启动了我与克里希那吉终生的联系。第二天阿兰·那德又来了，父亲把我派去克里希那吉那里，并且叮嘱我一定要表示最崇高的尊敬。当我到了他的居所，他站在门廊张开双臂迎接我，把我引进房间，热情地向我询问父亲的情况，好像他们已经结识多年一样。在上课之前，我表示想看看克里希那吉的瑜伽动作，他马上就准备开始了。虽然已经是69岁高龄，但他演示了最难的体式——各种头部倒立、肩部倒立、掌撑和很多很难完成的背弓。虽然他的骨架较小，并且能完成形态各异、难度惊人的体式，但他的胸口还是像铁桶一样紧绷。我还发现他呼吸不顺畅，气喘吁吁，并且双手颤抖，脖子僵硬得像花岗岩，双眼有时候会含泪，然而他的热忱却始终不减。

我跟克里希那吉解释他必须练习体式和呼吸，这有助于解决却不会加剧他的这些问题。他接受了我的建议，保证学习我传授的一切，还给我介绍了更多他身体的健康情况。很明显，他还需要特别的关照和清理，而我在这些方面也需要得到指导。我坦白承认需要向父亲寻求指导，克里希那吉很高兴，我们约定第二天见面。

我跟我父亲讨论了克里希那吉的瑜伽动作和健康问题，他觉得克里希那吉应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体式，练习调息。他给我作了清楚的说明，其中有些东西对我而言简直闻所未闻，让我大为吃惊。例如他让我教克里希那吉一个姿势，把双腿靠墙举起来，同时保持深呼吸；也不要克里希那吉再做头部倒立，而是通过最简单的头部运动纠正他脖子僵化的问题。我如实把父亲的建议告诉克里希那吉，他学得很愉快，我们每天都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见两次。我很惊讶他适应新教学方法的能力，因为这种教学跟他以前所接受和练习的截然不同，几周之后，就不见以前训练的影子了。

他非常规律地定时练习，让我很惊讶。每天他都准点在门廊接我，有时手里还拿着一直玫瑰。我一般在上午他演讲前教他练习20分钟，晚上再教一次。他的练习场地一尘不染，所有的东西包括杂志和铅笔都摆放得井然有序。他总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传授给他的练习的意义，而我得益于他犀利的提问，跟父亲学习了越来越多的东西。他经常会问我：“什么是瑜伽？什么是瑜伽？”而似乎只有用 shanti(印度语,“平和宁静”的意思)来定义，才是唯一能令他满意的解答。他完全是以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面对我，他绝不会在我之前落座，会亲自领我进房间，也从不让我帮他整理瑜伽垫。这让27岁的我感到非常别扭——尤其因为他是克里希那穆提，而且已经69 岁，但我别无选择。

他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对此他非常高兴，并开始建议那些来拜访他的人也练习瑜伽，瑜伽在这个城市也就越来越受欢迎了。当他离开马德拉斯去瑞希山谷的学校时，他邀我同行。后来又邀我到瑞士萨能，坚持要我去继续向他传授课程并指导他的一些朋友。我说我必须先跟我在马德拉斯的老师请示一下，然后给他答复。回到马德拉斯，父亲建议我接受邀请，但我觉得首先一定要我叔叔艾杨格同意这个安排，他已经在萨能指导克里希那吉和他朋友很多年了，于是我给克里希那吉写了信。克里希那吉在孟买与我叔叔会面，我随后就收到一封肯定答复的信，于是在稍稍犹豫了一番之后，我便去了。除了接受克里希那吉的邀请，我别无选择。

1966年6月，我来到萨能，跟克里希那吉住在塔乃格小屋。几周后我叔叔来授课，也住在小屋。于是就这样，我在叔叔教学生的房子里给克里希那吉授课，而之前一年，正是我叔叔在这里指导克里希那吉。我当然会感到潜在的压力，但克里希那吉尽其所能让我在那种微妙的位置上感到从容。得益于他的照顾，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一切顺利，与叔叔的关系没受任何影响，现在跟他也很好。

克里希那吉把我介绍给很多著名的来访者。他还带我游览瑞士的风景名胜，亲自开着他的奔驰，和我谈论着那辆车的特殊性能。在谈话中，我发现他对世界各地以及西方的各种风俗了若指掌。其实，正是克里希那吉给我上了西方餐桌礼仪的第一课，他说：“不要把胳膊肘放在桌面上；左手拿叉；别支着胳膊肘；别把嘴凑到盘子旁；等着第二份食物。”他还给我介绍了餐前水果的重要性，沙拉为什么要在熟食之前上，什么坚果最好，怎么剥开巴西坚果。他对生活琐事真的是一丝不苟。他自己清理浴室，我曾多次亲眼所见，他说：“我们应该让它像使用前一样干净。”而对于人及其处境，他给出的建议很简明：“别做一只猴子。”“做你自己。”“看那另一个傻瓜。”(开车时)他常和我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他会督促我学习，要我学习父亲所能传授的一切。他甚至给我提供一份奖学金，以保证我的学习能够持续下去。而那时他本人也深陷经济危机，有一天他对我说：“先生，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我的衣服卖掉，把钱给你。请你继续学习，你必须这么做。”

第二年，当克里希那吉回到马德拉斯，我打电话到瓦桑塔维哈要求安排会面。接我电话的男士不知道我是谁，敷衍地答道：“你不能见克里希那吉，也许几周后可以，但现在不行。”我回答：“先生，不是我多么想见克里希那吉，恐怕是克里希那吉想见我。”他很吃惊，问我：“你叫什么?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让我等一下，几秒钟后他回话了：“很抱歉。克里希那吉马上就去找你。”虽然我没怎么当回事，但克里希那吉到了之后向我深表歉意。克里希那吉表示想见我父亲，随后来到我们在曼达维利(Mandaveli)的小公寓。他跟我父亲面对面坐在什么都没铺的地板上。虽然父亲不能用英语交谈，但他知道我父亲明白了他的意思：“先生，请向您的儿子德斯卡查尔传授您所知的一切。”

后来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年年给克里希那吉授课——有时是在英国，有时是在瑞士，而通常是在马德拉斯。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是一副新生姿态，准备学习新东西。我很荣幸，无论何时只要我想，都可以去拜访他。但我们的课程终止后，我有几年没见他，因为不想打搅他。1984年，我们相别两年后又见面了。我很惊讶他这样质问我：“我们为什么这么久没见面？或许你已经是大人物了。”

1985年1月，我们又一次见面，他邀请我共进午餐。我提议让我来邀请他：“或许我能贡献一场吠檀多圣歌盛宴。”他马上答道：“先生，唱吧。现在就唱。”我提出带一些人来，那样会更有意思。我们进行了唱颂。在 90分钟的时间里，他专注地坐在那儿，有时还跟我们一起唱。结尾的时候，他请我们特别唱一曲，那是《穆坤答花环》(Mukun-da Mala)中的一段，是向克里希那神(Krishna)的祷告曲。

1986年1月末，在他突然决定前往美国的前几天，我跟他见了一面。他还是老样子，问起我的家庭，请我向父亲转达他的敬意。不由自主地，我做了一个完全出格的请求:“先生，请您为我赐福。”他回答说:“不行，先生，我们是朋友。”
那是他给我的最后的话。

克里希那吉从未接受过“导师”的角色，而像我这样有机会传授给他一些东西的人知道，他是学生最完美的榜样。我很想知道他之前是否打算让我们教他，以及之前他是否寻找过老师？因为我听过一种说法：“老师只会出现在真诚的学生面前。”我不想假装知道克里希那吉传授了什么，但他本身就是人们的榜样，能让我们学到很多——整洁，准时，崇尚劳动，尊重他人，尊重老师而无论老师的地位和年龄，尊重其他文化。经常有人说他不了解普通人的烦恼，但他关注印度的贫苦人，这些人举目皆是，被所有人剥削。宗教对穷人的剥削让他很难过，他曾亲身体味这些悲痛，把这些看得很清楚。

现在克里希那吉已经去世。就我个人来说，我感觉他对我的关心不比那些关注他教诲的人少。他总是警告我：“先生，不要成为宗教导师，不要剥削，不要成为富人。”谢谢你，克里希那吉。我会永远记得你，和你的建议。

弗里德里希·格罗赫的回忆

克里希那吉给我看他做瑜伽的时候，有时我就想，在做这些练习时，他的心是怎样一种状态。那时他的个性好像都消失了，与此同时，你又可以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存在。后来，我忽然想到，他或许就处在他所说的冥想中吧，他认为，那是一种无法通过刻意的行动或修炼而带来的状态。

每天早上7点，我们准时开始做瑜伽，包括呼吸以及眼、颈、肩等各个部位的运动，并以原地慢跑和跳跃结束。他在89岁高龄时仍然在做所有这些练习。他做动作时，整个姿势看上去如此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且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