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基金会绝不是一个秘传性质或野心勃勃的组织，而是一个单纯的机构，以尽可能俭省的方式实现克里希那穆提的愿望。
摘自克里希那穆提信托基金会《通讯》1968年第1期
1968年，在萨能（Saanen）第二次演讲开始前，克里希那穆提的律师鲁宾斯坦先生在帐篷里宣读了一份极为低调的声明，克里希那穆提信托基金会（KFT）的创立便首次见诸于此：
克里希那穆提希望公众知晓，他已完全脱离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亥（Ojai）的“克里希那穆提著作公司”（Krishnamurti Writings Incorporated）。他希望通过这一公开声明，那些希望与他的工作和教诲建立联系的人，能够转而支持位于英国伦敦的、全新的国际性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活动将包括创办一所学校。设立该基金会的契约确保了克里希那穆提的意愿将得到尊重。
简·哈蒙德在录入讲话的文字稿，1980年代
至此，克里希那穆提著作公司（KWInc.）看似日益增强的控制局面宣告终结。1930年代初，在克里希那穆提离开神智学会之后，克里希那穆提著作公司取代了“明星出版信托”，成为克里希那穆提作品的主要出版机构。这个组织在 D. 拉贾戈帕尔的主持下，逐渐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其结果是克里希那穆提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控制。在无数次和解或友好解决的尝试均告失败之后，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KFT）的成立是纠正这一局面的第一步行动。正如克里希那穆提在声明之后、开始自己的演讲时所说：
合作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什么时候不该合作。你们最近听到了这份报告，它表明存在着不合作的情况。但要理解那种不合作的心智状态，也必须明白合作意味着什么；两者都很重要。
克里希那穆提1968年在萨能的第2次讲话
哈什·坦卡在录音，1980年代
因此，克里希那穆提不遗余力地确保新成立的克里希那穆提信托基金会（KFT）能够通过其组织章程和对开放沟通的承诺，从根本上防止在欧亥发生的一切不会重演。
围绕某个人或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威，会使得合作变得毫无意义，并导致各种形式的冲突。我们所有人都本着真正合作的精神一起工作，在这种合作中没有权威：正是我们对教诲的兴趣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并帮助我们共同工作。因此，发号施令的中央权威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相互帮助。
为了使之成为可能，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便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全新的组织，没有大多数组织都会产生的那种心理归属与依赖。在我们共同进行的全部工作中，牢记这一点至关重要。合作是必要的，但组织丑陋而残酷的那一面不应该出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从事的工作当中。有许多过去没有完成的工作亟待完成。
摘自克里希那穆提信托基金会《通讯》1968年第1期
布洛克伍德公园的员工在准备盒式录音带，1980年代
根据1968年7月10日在格施塔德（Gstaad）坦内格木屋（Chalet Tannegg）举行的国际委员会会议记录，克里希那穆提已经明确阐述了他对新基金会的期望：
成立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是为了去做欧亥（Ojai）过去应当做而未做的事情，即作为一个国际性机构，在民主运作的基础上，协助克里希那穆提的工作——包括安排他的演讲，从事出版、翻译工作，发行录音带和唱片等。基金会总部将设在英国，并尽可能通过多个国家的活跃委员会开展工作。一份面向全球的《通讯》季刊将向所有人最广泛地通报克里希那穆提的工作情况。基金会将为学校提供支持，并与之保持极为紧密的联系。
第二期《通讯》重申了该计划，宣布基金会在伦敦近郊的贝肯纳姆启用一间小办公室（值得一提的是，热心人士慷慨捐赠了一台崭新的IBM电动打字机，为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谨此重申，正如上期《通讯》所宣布的，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及其受托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在更为物质性的层面上落实克里希那穆提的工作……
该基金会绝不是一个秘传性质或野心勃勃的组织，而是一个单纯的机构，以尽可能俭省的方式实现克里希那穆提的愿望。
录像：你为什么要成立学校和基金会？你为什么演说？
KFT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即克里希那穆提创办一所学校的愿望——在找到合适地点后得以实现，同年便购得了汉普郡的布洛克伍德公园。1968年7月10日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也曾记录他对于获得这样一类房产的愿望。他想要的这个地方：
……将成为真正体现克里希那穆提教诲的场所。除了作为一所学校之外，这里还可以举办成年人的聚会；可以存放档案资料，新基金会办公室的部分工作也可以在此完成。他指出，这所在英国的学校或许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凯西·福布斯在现场混录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1980年代
事实上，直到1987年，在布洛克伍德公园园区内的新克里希那穆提中心落成并开放，才真正实现了克里希那穆提上述所有愿望。随着贝肯纳姆办公室租约期满，1987年秋，基金会工作迁移过来，这些新办公室以非常巧妙的方式融入了这座新建成年人中心。该中心还设有一个专门建造的恒温档案库，用于保存此前一直临时存放在学校地下室的档案资料。最重要的是，这座中心为静修和对教诲的探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
在克里希那穆提晚年，随着1969年美国基金会（KFA）的成立以及印度基金会（KFI）和西班牙语世界基金会（FKL）的相继建立，他始终坚持强调这些基金会的行政属性，在本质上属于事务性机构：
如今共有四个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它们的存在仅仅出于简单而显而易见的理由。在我生前，它们负责安排演讲、小组讨论、研讨会和各种集会。它们负责书籍的编辑、翻译和出版。它们负责档案资料的保管。它们制作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并负责其发行等等。
如今，印度有五所学校，英国布洛克伍德公园内设有一个教育中心及其所属学校，美国欧亥也将建立一个教育中心和一所学校。所有这些学校都在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管理下运作。基金会的责任是确保这些学校在我去世后，如果可能的话，能够继续办下去。我的目的很明确，在这些学校里，教师和学生都应当践行教诲，我想强调，这些教诲绝不是宗派性质的东西。这些学校意义重大，因为它们或许能培养出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类心灵。
基金会对于教诲本身没有任何权威。真理存在于教诲本身当中。基金会的职责是确保这些教诲保存完整，不被歪曲，不被败坏。基金会没有权力派遣教诲的宣传者或诠释者。出于必要，我曾多次指出：现在或未来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代表以我的名义继续讲述这些教诲。
基金会在其活动中不得助长任何宗派风气。基金会不得围绕教诲或个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崇拜场所。
克里希那穆提的声明，1973年7月10日
克里希那穆提信托基金会位于布洛克伍德的办公室，1980年代
组织的外在职责是一回事，但当克里希那穆提考虑自己去世后会发生什么时，他在1977年与基金会受托人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且更为根本的挑战：
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是活生生的东西，而书本则恐怕不是；任何书本都不是。当克里希那穆提去世后，这些教诲会变成什么样？是否有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曾“啜饮甘泉”，并能由此继续前行？不是仅仅引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话，而是领悟其精神，看到其真理，感受其活力，拥有其能量。书籍固然不错，但它们只能留在书架上。你偶尔拿起来，翻一翻，读一读，然后就忘记了。我觉得，在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请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个说法——曾“啜饮甘泉”，所以他们能亲自看到真理，并在日常生活中把它活出来。
选自作品《THE PERFUME OF THE TEACHINGS》
今天，KFT在走过50年之后，仍然在按照1968年所设想的同样方向继续工作。诚然，电动打字机已被计算机取代，录音带、录像带和胶片盘已被数字文件取代，而对外联络方式也已从印刷公告扩展到网站和社交媒体等现代媒体渠道。但其精神与使命始终如一：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歪曲地保存和传播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